文：羅元祺｜圖表設計、資料分析：林奕甫
南京東路、長安西路、杭州南路、重慶北路，若你住在台北，有注意到每天通勤走了幾趟「大江南北」嗎？台北市有非常多的道路以中國地名來稱呼，但是大稻埕最知名的「迪化」街、行天宮旁的「松江」路，卻不存在今日的中國地圖上。
說到台北市知名度最高的馬路，大概就是被動力火車唱到人人都會走九遍的「忠孝東路」，但你知道忠孝東路以前根本不在地圖上嗎？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忠孝西路長度只有忠孝東路的十分之一左右呢？
台北市道路的名稱與演變，就是一部台北的城市發展史，不但能看見台北都市計劃的痕跡，還能一窺屬於這座城市的老故事。
破除日本統治觀念，台北市路名大變革
台北市路名有大量的中國元素，一直被認為是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的「心懷故土」之舉。即便呈現在我們眼前的「結果」是如此，但出現這些路名的初衷，或許並非完全是為了緬懷失去的中國江山。
1945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、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（以下簡稱公署）作為台灣最高的行政機構，下令「破除日本統治觀念」，其中一招就是該年11月17日頒布《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》（以下簡稱《改正辦法》），把具有濃厚日本色彩的「町」改成路街。
在《改正辦法》的條文中，有四項命名原則：
-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：如中華路、信義路、和平路等是。
- 宣傳三民主義者︰如三民路、民權路、民族路、民生路等是。
- 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︰如中山路、中正路等是。
- 適合當地地理、或習慣，且具有意義者。
所以在1946年就把很多街道恢復成清代的名稱，例如東門街（今中山南路）、撫臺街（今延平南路），並依照當時城市地標或方位來命名街道，並未使用中國地名。
以台灣地理或當時台灣人的習慣來看，中國地名其實非常陌生，為何後來會出現大量這類名稱的道路呢？
這一切，要從一位上海來的建築師談起，他叫做鄭定邦。
道路命名「中國化」，鄭定邦的上海經驗
鄭定邦在1946年被調派為公署民政處的代理技正，被賦予重新命名台北市道路的重責大任，但命名方式這麼多，為何他會想到用中國地名呢？這就必須談到他最熟悉的上海。
上海是近代中國重要的都市之一，因為1842年中國與英國簽訂《南京條約》開放的五口通商，上海就是其中之一，此後英、法、美三國在上海劃定租界，租界內事務中國逐漸無權過問，由列強自行作主。
1862年，英美租界決定在隔年合併，但雙方對於租界內的道路命名意見不合，最後由英國領事麥華陀（Walter Henry Medhurst）訂定《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》，南北向街道用中國省名、東西向則是中國的城市名稱，但順序與實際地理位置無關。
來自上海的鄭定邦，就依照這套方式，在1947年完成台北市街道的更名。目前我們所見的重慶南北路、昆明路、金華街等，都是在此時更名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強調品德教育的宣導式名詞，例如信義路、忠孝東路、博愛路等。所以道路更改為中國地名的時間點，其實還沒到國民政府全面來台的1949年。
不過，既然已恢復成清代路名「去日本化」，為何公署又要請鄭定邦把道路「改名」為中國地名？有一種說法是因228事件，國民政府認為台灣人缺乏「祖國意識」，所以才把中國地圖以道路的方式嵌入台北市。
不過比對相關法令的公告時間，1945年11月17公署公告《改正辦法》，1946年6月26日鄭定邦被命為民政處代理技正，1947年1月15至17日陸續在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》公布「台北市新舊路名對照表」，這些時間點都在1947年228事件爆發之前。
雖然在目前公開的官方檔案中，尚不知為何公署要求鄭定邦把路名「中國化」，但可以確定的是與228事件無直接關係。
台北市道路，宛若一張中國地圖
若比對上海的道路名稱，可發現台北市的中國地名道路相當有規律，就是依照實際的地理方位命名，而地圖的中心點，就坐落在當時的公署。
公署即是今日的行政院，位在忠孝東路與中山北路口，以此為中心將台北市分成四大象限，中國地名道路的位置幾乎與此吻合。例如「寧夏」路、「太原」路這些西北地區的地名，就位在公署西北方的大同區；「長春」路、「吉林」路這些東北地名，就位在中山區；「桂林」路、「西藏」路等地名，也很實際在台北市西南隅的萬華區。
這兩條以公署為中心點的軸線，隱約與當時中國的隴海鐵路與平漢鐵路相對應，這些道路地名的分布，原則上也符合兩條鐵路實際分割的四塊區域。（下圖為示意圖，非台北市中國地名道路全貌。）
不過有少數幾個不存在於現今中國地圖上的路名，例如「迪化」街就是現在新疆的烏魯木齊，「庫倫」街則是已獨立的外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舊稱，「歸綏」街是改名前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。「合江」街、「松江」路比較特別，是過去東北省份的名稱，以前中國東北有九省，並非現今的三省。
中國路名擠在西區，台北的天空原來沒這麼大
若仔細看看中國地名的道路地圖，可發現非常集中在台北市西區，其他地方的分布並不多，而且還有「西路小、東路大」的怪現象。
這點是鄭定邦在進行都市規劃時沒有留心的問題，當時台北市的東部邊界大抵就在今日建國南、北路，若以這個距離換算，公署所在的位置確實是中心點。
日本在1932年所規劃的「台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圖」，可看見幾條主要紅色幹道已出現在圖中，早已將東區納入都市計畫的視野之中。因此鄭定邦在規劃道路時，並沒有參考日本1932年所做的都市藍圖。
導致中國地名道路集中在西區還有一個重要因素，就是台北市的範圍本來沒有這麼大。日治時期的台北市大概只有現在的中正、萬華、中山、大同、大安等區，1932年的都市計畫也是為了因應1938年將松山庄併入台北市。戰後國民政府來台，台北市總共有10個行政區，分別是松山、大安、古亭、雙園、龍山、城中、建成、延平、大同、中山。
把時間快轉到1967年，這一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（後來改稱直轄市），隔年7月1日台北市新增六個行政區，分別是屬台北縣的景美鎮、木柵鄉、南港鎮、內湖鄉，還有陽明山管理局的士林鎮與北投鎮，總計16個行政區。
